“ 北大毕业怎么就送外卖了？这句话才是真矫情 ”
2008年我大学毕业了，多年的高校扩招导致毕业生供大于求，就业市场一片哀鸿。为避免毕业就失业的局面在我身上上演，我回到老家农村当了一名教师。父母已年迈，所以工作之余我便会下地帮趁着家人干活，在上大学之前我经常会下地干活，但和毕业后干活时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前后对比，恍若隔世。
2004年夏天我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亲友邻居们纷纷前来道喜，二大爷很会开玩笑，说：“咱们村上下五百年算上考上的中专生，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你家这是祖坟上冒青烟啦！”人们都笑了，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玩笑。
“你上大学就能把你的户口迁到学校了，从此就是非农业户口了，以后有了出息把你爹娘接到城市，再也不用下地干活啦！”村支书在酒桌上认真地对我说，那一刻我认为我这条土泥鳅算是跳过了龙门，终于可以向烈日下割不完的麦子、青纱帐里掰不尽的玉米说再见了，难抑心中得意之情。
谁知道，四年后我虽然已经不是农业户口，但在农村教学，赚着微薄的薪水，依然需要下地干活，而此时的大学生身份反而给我带来了额外的心理负担。在1997年春晚赵本山和范伟的小品《红高粱模特队》里，赵本山模仿农民打药：收腹、提臀，左手加压、右手喷雾，“一呲呲”、“二呲呲”……当时逗得我哈哈大笑。多年以后，作为大学毕业生的我收腹提臀、背着自家的药壶在麦地里“一呲呲”、“二呲呲”……白色的水雾笼罩在生满白色飞虫的麦穗上，飞虫惊起，升腾起又一团白色烟雾笼罩在我的四周，这次我也笑了，却是不一样的苦笑，刺鼻的农药味曾是我决心求学、脱离土地的动力，我成功了、考上学了，然而又回到了原点，此时的农药成了讽刺我的一剂毒药，这么些年兜兜转转，最终还是要种地。
同学们问我毕了业找的什么工作？我会一本正经地说教学，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我是一名泥巴腿子教书匠。最尴尬的是有一次好久没下雨，地里旱的不行，凑着周末我去浇地，浇地的方式依然和几十年前一样，大水漫溉。垄沟容易漏水，漏了水可能一天都浇不完一块地，所以需要人不时看着垄沟，我溜达到地头不小心一脚踩进了烂泥里，烂泥直接没过了膝盖。这时恰巧我一个高中同学穿戴整齐开着车回老家路过，停下车来跟我打招呼，我本来一米八多的个，这一下没了小腿成了不到一米五的矮穷矬，我只好一手拄着铁锨、两腿深陷泥潭、仰视着同学的脸傻笑……
前几天，北大的毕业生送外卖火了，我想，当年同学若是给我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再配上文字“某重点大学毕业生回家种地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说不准也能小火一把。
这年头，大学生是越来越不值钱了，但北大清华的牌子还依然坚挺，早些年北大的学生卖猪肉都上了中央新闻，现在北大学子不卖猪肉改送猪肉了仍是火的一塌糊涂，实在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羡慕嫉妒恨。
北大的学生体验生活也好、玩票也罢，一时兴起“深入基层”与民同苦的这种做法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有人指责他是在消费北大、消费底层群体，这个在效果上确实如此，如果他写一所普通学校如我去送外卖，估计现在我们就看不到这篇爆文，当北大与所谓底层的辛苦结合在一起，天然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但我们也应该抛开形式看内里，当一个人迷茫了只是想换一种我们常人不易理解的活法时，我们理应选择包容而不是大惊小怪的到处挑毛病，至少他把他的心路历程和体验写的很真诚。
最近“舒适圈”也很有名气，各种鸡汤文告诫大家走出舒适圈，要吃苦、要奋斗，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时代抛弃……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考虑立马来了喜感：一个北大毕业生选择送外卖算不算跳出了舒适圈？但他跳出舒适向下走，不知那些鼓吹积极向上、我要成功的鸡汤大师们作何感想。这种逆势而动狠狠地扇了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一巴掌，如同作者文中说的“我现在已经来到你们说的底层了，你们还能把我怎样！”，虽有些冒犯我们底层民众之嫌，但颇有一些叛逆者的味道，不失真诚。
还有很多人说他矫情，我仔细地想了想，好像还没有哪一件辛苦的事说出来不显得矫情，小苦大矫情、大苦小矫情。比如我本文的开头回忆起了毕业那几年在家业余种了几年地，这跟我种了一辈子地的父辈们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我还是忍不住矫情的说了出来。或许，写作本身就是个矫情的事？
其实吧，我倒是觉得，“北大毕业怎么就送外卖了？”这句话才是真矫情。凭什么北大的就不能送外卖？这就和送外卖的凭什么不能上北大一个道理。
话再说回来，那位作者去干北大学子该干的工作不见得比他送外卖对社会贡献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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