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holas Sparks 的Nights in Rodanthe 里写了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在一次手术中，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医生告诉病人家属说手术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错误，病人的死亡是个意外，他不应该负任何责任。病人家属(丈夫)对这个医生说：你是最后一个见到我妻子的人，最后一个和我妻子讲话的人，你还记得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吗？医生答不上来。
我在医院上班，看到的病人死亡实在是太多了。永远记得在我眼前第一个死去的病人。那是一个肺气肿晚期的病人，他签了DNR(没有心跳不要抢救)。一个早晨，他悄悄拿掉氧气，自己决定去了，当我发现护士站的心电图监视的心跳下降时已经太晚了。由于尊重病人的意愿，我不能做CPR(心肺呼吸)， 只能推强心剂的静脉药。推药时我的手在发抖。眼看着病人心跳从50多降到30，25，然后就没有了。悲痛欲绝的病人家属到来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是善解人意的护士长替我应付的。
我帮死去的病人拔掉静脉注射头，导尿管时，触到的是病人仍温热的肌肤。生和死的距离可以这么近，事实上又是这么遥远。我好难过，一晚上都做恶梦。第二天我请了病假，实在不能回到医院看到那张病床。我觉得我有责任,没有注意到病人想死的的意图。那个护士长开导我：那个病人是一个非常孤傲的人，生病多年使他非常痛苦，这样走了其实是一种解脱。之后，每一次再看到病人逝去，触动不再那么巨大，我可以很冷静地打电话去通知家属，讲同样的话：I am sorry for your loss。
由于职业的原因，医生，护士对“死亡”和“疾病"，因为天天面对而不再有感觉。突然听到病人家属，做为失去妻子的丈夫，或者失去母亲的儿子提醒我们：他们不要我们的解释(我们尽力了，我们没有责任)，他们要的是真正的理解，他们的珍爱永远地失去了。那眼神，那拥抱成了回忆。
前不久，我有一个病人，50多岁，圣诞节时因脑血栓造成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生存。家人决定停掉呼吸机，病人打上吗啡静脉注射，等待自然死亡。病人的妻子和儿女轮流守候，他们的坚强和耐心让人感动。最后的时刻，当我听了病人的心跳，告诉病人的妻子：心脏停止跳动了。虽这是预料之中的，坚强的她还是失声痛哭，不能接受。
医院规定最后的宣布死亡是由House 医生鉴定，确定时间。我打了电话通知了医生，他却迟迟不来，病人家属全都在病房内。过了很久，我不得不再次打电话去催那医生，并告诉他病人家属还在。House 医生姗姗来迟，问了我时间，签了死亡报告。对于生命可以如此的不尊重，不知这位医生是签了多少死亡证明书后变成这样无所谓的。以前我对此医生印象蛮好的，他还算得上勤快，平易近人，对护士有求必应。也许他觉得抢救有生还希望的病人不容迟缓。对逝去的，迟到了不是过错。
这些逝去的人对每一个医生，护士(只要他们在这个职业里继续做下去)， 不会是最后的死亡见证，但对病人的家属，却是他们的唯一，每一个逝者都留给一个家庭一份深刻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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