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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病苦

每逢节假日或者老父老母生日,我都会挤时间回江北老家看一看父母。工作再忙,我也隔三差五的向他们打电话,问候一下,看老人家身体是否安康。

近几年,母亲年迈多病,患有眩晕症、慢性胃病、肾囊肿等。这些病一复发母亲便疼痛难忍,我得知消息,就把她接进城来,让她在人民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看到她痛苦的样子,我心里煎熬难受。母亲积劳成疾,为做儿女的我们付出太多。

俗话说:“儿多母苦。”父母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拉扯大不容易。母亲自从加入我们这个家族后,她的人生就成了苦痛的人生。

母亲读过高小,会说会算,但做家务本不是她的强项,因为在娘家,她是幺姑,所有家务都被我舅妈、姨妈、大表姐做完了。母亲嫁到姚府后,为了成为孝媳妇,开始学做家务。父亲在同辈中也排行老幺,基本上没有做家务的习惯,加上祖母年事已高,因此,家务基本上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

安置一大家人的茶饭真不简单。如果仅仅是做这家务,那是在享天大的清福,但母亲还要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一样去田里干农活,在娘家没有干过农活的母亲,中午、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时,还得为我们做饭。

母亲很聪明,那些农活一学便会。后来,生产队的同志们知道她有点文化,要她当妇女队长和记工员。她身兼两职,不仅没有待遇而且还要起带头作用,干什么事都要抢在别人前面——母亲每每早晨多煮点饭,中午回家好炒现饭吃或吃点冷饭,这样可以抢点时间。

两年后的一天,母亲病倒在田里,赤脚医生诊断为:体力透支,营养不足,导致严重贫血。母亲在大队卫生所打了几针,第二天照样到田里干活去了。

1963年农历7月初10,母亲生下我刚满一个月,因坐月子生活开得太差,奶水不十分足,想到离家八里开外的江陵县普济镇集市称两斤肉,顺便买一个筲箕回来。去时容易回时难。返回途中,骄阳当空,母亲一手拿着筲箕,一手提着两斤肉。“好汉难提四两走千里”,走了几里路,母亲大汉淋漓,口渴心闷,头昏眼花,两脚像灌了铅似的抬不起来了,晕倒在周家湾(普济镇的一个村庄)的一农户的屋檐下,那家的老奶奶用凉水把我母亲灌醒。

母亲首先想到的是睡在摇窝里3个小时还没吃奶的孩子,因此嚎啕大哭。那位奶奶拦住了一辆拖粮的驴车,向师傅说好话,把我母亲带一段路,运粮师傅把我母亲送到了荆江大堤上。大堤离我家只有一里多路,但母亲还是走不动,只得将肉放在筲箕里,托着筲箕在地上爬,用尽了全身力气,过路好心人背着我母亲把她送回了家。

母亲给我喂完奶后,卧床不起,茶饭不思,被送进了大垸公社医院,但半个月的治疗仍不见疗效。外祖母和舅爷把母亲和我接回了她娘家,又把她送进县人民医院,找最好的医生治疗,母亲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才出院。

外祖母把母亲强留在娘家调养了一个多月后,才把母亲和我送了回来。母亲告诉过我,在她的一生中,这是她患的第一场大病。

母亲患第二场大病,是在她生我五弟刚满月不久的一天。她从生产队干活收工回家,没歇息半刻,就去洗衣服、晾腌菜,突感身体不适,赤脚医生误诊,导致急性脑膜炎,差点命丧黄泉。后幸被一位军医钱大夫所救。

后来,母亲大病没患,小病不断。直到71岁时,母亲患了第三场大病。胆结石痛得无法忍受,不得不将胆摘除。但手术后到现在,身体还没真正康复。

身体所受的痛苦,可用药物控制或缓解,但心灵上的痛苦只能用时间流水去慢慢洗涤而冲淡。

我一岁时,大垸公社供销社下乡招录有文化的女会计,供销社领导登门交给了我母亲一张录用档案表。母亲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她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按政策三个小孩跟母亲一起走,可以解决粮油户口,搬到街上去住,脱离贫困的农村。父亲回家后,将表撕得粉碎,还将供销社领导骂了一顿。母亲的美梦破灭了,在精神上受到了一次较大的打击。后来母亲还是理解了父亲,父亲怕这个家庭因此而不稳固。

从此,母亲认命了,但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她一样一辈子在贫困的农村过着苦日子,因此,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她的子女读书。18岁的大哥去学木工时,二哥16岁,我14岁,我们一家还有9口人吃饭,由于家大口阔,父亲要二哥和我放弃学业,修补地球。母亲和父亲经过几次激烈斗争,父亲最后作出决定,我和二哥之间只能留下一个读书,母亲十分痛苦的让二哥中途辍学。

我每次放月假回家拿走一二十元生活费后,父亲就会与母亲吵一次架,说不该让我读书。起先母亲每每为我积攒的零用钱总是藏不住的,被父亲拿去打油、打酒、买烟或作其他开支,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不得不想出更绝的办法——将鸡子下的蛋慢慢集起来,兑成钱;时时背着父亲,将几斤米换成钱,再将这些钱塞进挂蚊帐的竹篙中,父亲再也找不着了。母亲用这一办法,这番苦心,保证了我读书时的最低生活费用。

今年上巳节,我回故里挂清明,看到母亲体弱气虚的身体状况,心里十分难过。她把埋藏了几十年的心病向我道明。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因为她认为她好心办过一件错事——文革期间,为感谢钱大夫的救命之恩,给他送去几斤苕,革委会领导却以“收取病人钱物”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导致了他身受重伤,不治而亡的悲剧发生。我忙宽慰母亲,那不是她的错,而是历史的错误,但母亲还是摇了摇头。

中秋节前两天,我回老家看母亲,告诉她,我记住了她与钱大夫的故事,并为钱大夫写了一些纪念性文字,母亲紧锁的眉宇似乎放松了一些。

母亲的病苦是她对子女们忘我奉献后的代价,子女们应该用孝心好好报答这份母爱啊!我遗憾我不能像古人子路那样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也不能像今人陈立强那样30年独身侍母;我努力从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挤一点时间,常回老家看看,多陪陪母亲;我希望时间飞逝,快点退休,早日回到母亲身边,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侍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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