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4月末，也就是柳絮毛毛直往鼻子里钻的季节，我总会想到2016年的北京，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二货联盟在北京”，毕竟我本小我，对于北京来说，我们如同一颗小水滴，融入首都的大海里。
胡同口，三家连着开的烧烤店，其实更像是烧烤摊，屋子简陋不堪，人行道上零零散散地排了几张矮桌，桌子旁边散落着小马扎，我们坐在一个绑了灯炮的水泥电线杆子下，30瓦的黄色白炽灯照着邻座光着膀子的光头大哥脖子上小指粗的金色项圈上，也照着我们的满桌狼藉，拼了一盘的煮花生米和煮毛豆，一盘还剩下不多的小田螺，铺了一层的被揉成团的餐巾纸，上面浸着金黄色的地沟油。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竟然没有看星星看月亮，没有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理，一味的推杯换盏，互损互侃。几瓶青岛啤酒下肚，小尼更加兴致盎然，小尼是傍晚到的北京，比我们晚了一天，因为在那个我们还不太会熟练使用手机导航的时候，我们审时度势地决定找个男人来为我们指引迷途的方向，所以在来京的列车上我们联系了小尼，并且为了不让小尼感到孤独，我们联系了远在老家的柱，至于二明在火车上调戏卖蓝莓的列车员小哥哥，这些都是后话。
临时的五人组，半夜十一点的八大胡同，两根烤肠撑了一天的欢乐谷，柳絮满天飞的798淘宝秀，拿着照片找寻二娟的两个小时，一百二十分钟，七千二百秒，因为左青龙，右白虎不敢讲价的动物园，维护消费者权益差点和老板娘干起来的北京西站，繁此种种，后期会尽数祥述。
那年的我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
当年，我站在纷飞的柳絮中说：“我什么事情干不成？”
现在，我站在纷飞的柳絮中想：“我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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