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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与钱的故事

初中三年狂人似乎与钱结下了深仇大恨,你越觉得需要用钱,钱就是不搭你的査。小学毕业,由于本乡初中被撤销,我们与二十几个同学只能投靠两当叁中,结果仅有六人被录取。但上学成了大麻烦:它坐落在西坡镇,距我家越25公里,但那时候没有班车,十三四岁的我们必须自带行李,徒步上学,家里为我准备了被褥但再也扯不起褥单了。

开学第一天,揣着十元钱背着铺盖卷去报名,班主任是一位来自石家庄的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每人代购了一本1.1元的《新华字典》。(现在看来真的很有必要)我们觉得难以承受,李卫民同学问:“咋这么贵?”李老师:“定价一元一,大概字典本身值一元,这个塑料皮值一毛吧。”我们仨异口同声地问:“我们不要塑料皮行吗?”李老师半天也没回答啥。

学校办有自助食堂,学生每交一百斤面就附加清油一斤和一元加工费。吃菜每天最少一毛五。贫富区别在中午,交了白面的凭票领白馒头,交了粗粮的凭票领玉米烝糕;有钱的同学可以吃一毛五,两毛甚至三毛不同档次的热菜,困难的孩子最好选一毛钱的粉条,土豆丝和萝卜黄瓜之类的凉菜。当然还是有许多包括我在内同学中午只吃玉米烝糕喝开水,因为每暖壶开水只要二分钱。我好感激那所学校的食堂啊,他让我们幸福地度过了两年初中生活,比起五年级捡柴做饭,那简直是天堂。虽然同学中干部子女,职工后代很多,但我们并没有感到自卑,首先是他们很友好,个别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借口想欺负我们的傻孩子,往往会招致另一部分工人子弟的拳打脚踢。其次要感谢那位李老师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的教育和指导,还有那个脾气暴躁的后勤主任冯三星来时,他是绝对不允许有学生互相歧视存在的。当年的工人子弟包揽了所有班级用品的购置,还发扬风格自愿放弃助学金,使我们农村孩子多了一份希望和温暖。我本人为了上学,就常常周六回家,周日上午上山割竹子,挖药材,拾核桃毛栗子,是哪里的大山给了我无穷的乐趣和上学的后盾。可惜,这些我们可爱的同学由于厂子搬迁或解散,早已各奔东西,不可能在聚在一起了。不要书皮的李卫民后来从政,他哥哥李卫国就在那所学校任教。

初三那年我们全家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到了阔别11年的故乡,这在精神上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可对我而言,其实又掉进了地狱。通渭本来穷,三北居榜首。寺子中学没有大灶,也不象两当山区随处可以拾干柴拔野菜,人们经常为一捧树叶或几把青草闹个水火不容。每周上学必须从家里带面带柴火,然后再一个大敞篷下埋锅造饭,为了下课后第一时间抢到理想的灶位。每天第四节课基本不听,一般是头抬高,眼睛看着黑板,手在课桌箱里切洋芋,和面,洗手。那是不可能比穿比零花钱,最大的奢望是有个煤油炉子做饭,一个普通煤油炉10元,贵死老。一想起开学那天老父亲为缺7元钱跑了一天的情景,就啥也不想了。满屋子煤油味,熏得馍馍不能吃,那是后话。

更大的威胁还在于通渭有山没树,有河没水,再也不能勤工俭学,我不得不去二舅家揩油拿面和馍馍。好在我遇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二个好老师景维国。他是一位体育老师,但作为班主任是我们的荣幸,至今提起他,大家都交口陈赞,首先是他善良给了我们最大的关怀和帮助,再就是他从不说教,求真务实不图虚名,言传身教,班会也是讲一些现实中最新鲜的成才榜样。靖天公路土方工程施工,那是我记得的唯一可以就地挣钱的机会,假期通过养路工介绍,打短工,工资不错,每天两元,我干了大概二十天。

由于狂人得经历越来越心酸,所以很难下决心再回顾一遍,所以这个自述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有勇气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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