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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肝癌病人”的悲喜瞬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某工厂例行体检中,发现一晚期肝癌患者,确诊依据主要是B超查出其肝内有占位性病变。“B超”,这在当时的普通百姓中是个特别准确的诊断仪器,其可靠性几乎无人质疑。这个诊断对该工人及其家庭,犹如接到“死亡判决”,倾刻间乌云压顶,乱了方寸。

领导及有关部们甚为重视,随即安排住院。美其名曰“治疗”,实际是安度余生。已到晚期,按当时的经验判断就几个月活命了。无非每天点滴些萄葡糖,口服些维生素之类。同时告诉家人想吃什么、想做什么尽量满足。

打自这天起,该同志从一个无忧无虑、活蹦乱跳的乐天派,转眼间变成了沉默寡言的等死病人。从此,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所有与肝癌有关的、无关的症状一齐袭来,没过多久,整个人瘦了几圈。最后,竟然吃什么都想吐,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来已病入膏肓,来日不多了。领导前来看望,一番“好好休息,既来之,则安之”的安慰之后,画龙点睛的问其有何要求。该同志想了想说:“一直有个想法,去北京天安门看看,可现在这个样子……”说到此,声音哽咽,眼泪直流.

对于该同志的这一心愿,抛开人之常情不说,就是按当时的政治气氛,领导也是要认真考虑的。

经商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厂医、家属、担架员四人组成的护送小组,通过汽车、火车将这位工人送至目的地,满足他最后的要求。其中两名担架员是特地从车间挑选的身强力壮、认真负责的年轻工人。

不日,这一行人起程,一路上大家各司其责,确保病人不出任何闪失。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两位担架员了,别看他们牛高马大,抡大锤、搬机器不在话下,可两人一前一后地抬着个病人,怎么走怎么别扭。为了了却阶级兄弟的心愿,他们一声不吭。

好不容易来到了北京,找个旅店住了一晚,次日便到天安门看了个足意,之后回旅店休息,准备买票回程。这时厂医忽然想到,他有个同学在北京的某大医院,何不请他找个权威点的B超医生,给这位工人再检查一下,或许有不同意见?于是一番联系。

第二天一早来到一家医院的B超室,医生询问了病情、体检情况之后,仔细检查着肝区各处:放大了看,再放大点看,反反复复好多次。医生只顾看荧屏,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这病人可是心急如焚,他多么希望医生告诉他“原来的诊断错了”,可又觉得肯定不可能,B超是个仪器,哪里查都一样,又害怕听到医生的答复。他万分矛盾、焦急地度过着一分一秒!B超室内鸦雀无声,空气凝固。一行人板着面孔、屏住呼吸、盯着荧屏,虽然明明什么也看不懂。大家多么希望出现奇迹!

感觉过了好久,医生停止操作,转向病人及随行人员,绝对负责地告诉大家:不是肝癌,是个良性的××肿物,暂时可以不管,观察就行。

天哪!这太阳真是往西边出来了!病人要疯了!他几乎高呼“医生万岁!”,一骨碌跳下床要给医生下跪……B超室立马换了空气,翻腾了!个个脸上刻满笑容,心里乐开了花!

在无法形容的喜悦中,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的感激中他们离开了B超室,担架——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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