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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虱子说起

随笔 从虱子说起

至少二十多年不见了的“尤物”——虱子,大概真的要忘记了,忽然提到纸面上,绝非欣然为之。

我生在农村,长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对于小时候的贫穷,我没有认为是我的什么过错,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所以从不否认,也不隐瞒,并且有时还会想起来,在一些小短文里做一些记述。诸如,和着眼泪咽高粱饼子、野菜;大冬天穿着“七分裤”和脚趾露在外面的布鞋,脚丫冻得跟个发面馒头似的;挖草药、从鸡屁股里掏鸡蛋换学费钱等等。虱子却从来没有被写进任何一篇文章里,出于什么原由,我也说不太清楚,大概应该真的是忘记了。不管怎么说,绝没有避而不谈的意思。

前不久,父亲大寿,家里客朋满座,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话题不知不觉延伸到了80年代,算是忆苦思甜吧。出生在80年代末的外甥女也拼命挤在回忆的队伍里,冷不丁提起了我小时候的外号——“毛愣愣”!并嘻嘻笑着问我:“小姨,你这名字是二爷爷给你取的吧?听说是因为你小时候不梳头,头发结得像毛毡毡,能给鸟当巢用,虱子成群结队的,比蚂蚁出穴的队伍还要声势浩大……!”

没等外甥女把话说完整,许多人已经笑得快没气了,邻居嫂子抢过话茬,也嘻嘻笑着说:“真的耶,一点不假,你头发梢上的虱子都荡秋千呢!”我外甥女的二爷爷,是我的堂二叔,一直比较娇惯我,他已经去世多年,邻居嫂子就是我二叔的儿媳妇,她是我长大的见证人,完全可以为二叔代言。我一直以为“毛愣愣”仅仅是二叔对我的昵称,只含有亲昵和喜爱的意思,外甥女一注解,我一下窘得满脸通红。

不可否认,少时,虱子曾一度是我的附属品。

小时候母亲总是很忙很忙,所有的家务活几乎都要安排在晚上做,包括给我梳头。煤油灯下,我拿把小板凳像古代人一样正襟危坐在母亲的面前,母亲小心翼翼地解开我的像杂草一样的麻花辫,在木梳上吐了唾沫(不知为什么不用水洗或者蘸了水,唾沫的味道很不受用,也不敢拒绝),慢慢地、轻轻地梳理,卡到结儿,直接吐了唾沫到上面,用手轻轻地捏揉,再梳,梳光滑了,再用篦子撸虱子,依然吐了唾沫,连同白色的虱子卵——虮子一并撸下来了,黑红色的虱子和白色的虮子像花色蚕豆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篦子,通常母亲来不及用两个大拇指甲一对“哔啵、哔啵”地挤,直接倒在石板上用榔头砸,虮子“哔哔啵啵”地就阵亡了,虱子还要喷出黑红色的血浆。看到血浆柒红了石板,母亲常常责怪:“看看多少血被虱子吸掉了,再不让你姐姐梳头,虱子非吃掉你不可!”我自己笨拙不会梳麻花辫,也不让姐姐梳的原因是,姐姐给我梳头像用锄头刨杂草一样,一阵猛“刨”,感觉头都要被摘掉了。所以我宁愿让虱子吃掉。

在我原本的意识里,邻居嫂子说的虱子在头发稍上荡秋千嬉闹的事,不过是小事一桩。那个年代,虱子们在脑袋上肆意求欢的场面是随时能观赏到的。尤其在课堂上,有时觉得虱子真是一种精灵,它们总是在老师讲得津津有味、教室里鸦雀无声的时候探头探脑地爬出发梢,攀发丝荡秋千的、绕脖颈赛跑的、明目张胆寻欢偶配的,常常令懵懂的我们咧嘴偷笑,让老师感到莫明其妙。记忆里,虱子虽然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麻烦,但也平添了许多乐趣,不像吸血怪物那么可怕,我本以为它们就像人的毛发、指甲、垢痂一样,是与生俱来、必不可少的,它们会一直在人们不断清理的过程中不断繁衍生长着,没想过有一天它们会不同于毛发、指甲而灭绝。

虱子是真的灭绝了,我们人人油光满面、光彩照人的!不管虱子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优越而灭绝,还是因为化肥、农药的攻击而灭绝,我想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仅仅无法理解,它,虱子,为什么还要活在他们记忆里的我的脑袋上?而且仅仅在我的脑袋上!?我有些恼怒,迅速在大脑里翻找最恶毒的语言,用以反击她们,也让她们无地自容。

“成了人物的,哪个不是小时候在虱子堆里长大的呢!”邻居嫂子依然嘻嘻笑着,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吓!一个急刹车,我把恶毒的话咽回了肚子里,算中保住了我在众人面前原有的儒雅风度。

被当作“人物”了,我自然是窃喜至极!当一回“人物”,付出一点过去的面子的代价又何妨?毕竟谁也没说我像鲁迅笔下的阿Q和王胡一样吃过虱子,我感到万幸。

文/贠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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