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常常从我家的院子左边拐上一条小斜土路，穿过一小片竹林，跑到三伯父的家里找堂姐们玩。竹林里，用桑枝做的篱笆墙，围了一片小小的圈地，十几只鸡便在这圈地里躲在苦竹的荫凉下追逐打闹，或悠闲自得的刨着土坑，然后故意拍拍翅膀振得尘土飞扬，也有几只实在无聊的鸡，把头伸出篱笆墙，东啄一下，西啄一下，吃到了美味虫子的样子。那条名字叫“大花”的狗，懒洋洋的趴在竹林边儿上的李子树下打瞌睡，有人来了，它就睁开眼睛，抬了抬眼皮，看到是我，便懒得理睬，继续做它的狗梦去了。
三伯父的家，一排土墙灰瓦的平房，土墙上刷了白灰，院子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坝边儿上的几棵樱桃树和李子树摇曳着一身新绿，远处是一片开阔的田野。堂姐和我躺在最底层的空蘑菇架子上，她手里的一页作业本抄了歌词，她说她要教我唱当下最流行的歌，于是她唱一句：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啦啦。我便跟着她唱一遍：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我并没有很认真的在唱，我的目光穿过蘑菇架子上的竹篱，穿过那个小小的木格子窗户看着外面蓝而高远的天空，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吵闹着从窗外飞过。
开春后，要插秧，要播种玉米，还有红苕种也要及时下到地里催芽，母亲总是一个人在地里忙乱着，没有多少闲暇的时间来顾及我和弟弟。除了割猪草，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看管家里那群刚孵化出来的小鸡，以防它们被老鹰捉走。
我坐在屋门口的矮凳上，看母鸡带着它的鸡宝宝在院子里闲逛。大伯父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他家也种蘑菇，堂姐在院坝里翻晾种蘑菇用的麦秸，她穿着雨靴，用耙篱把堆在一起的麦秸摊开，那些麦秸，因为加了猪粪和牛粪一起堆积发酵的缘故，散发着温热的，牛粪和草垛混合的气息，汗水一滴一滴的从堂姐的圆脸上滴下来。那些麦秸，反复发酵几次之后，才能上到种蘑菇的架子上，上面铺一层汤圆似的泥丸，就可以等着下种了。
蘑菇的菌种，装在小口的玻璃瓶里，用粗铁丝做成长柄的弯钩，一小撮一小撮的掏出来，像大伯父自家种的烟叶切成的烟丝。这种东西能长出蘑菇来？这是多么让人好奇又期待的事情呀！蘑菇种下后，便常常看见大伯父背了喷雾器给菇床洒水。长成的又白又鲜的蘑菇，自己是舍不得吃的，油盐酱醋的开销和堂哥的学费，都指望这项收成呢。大伯父采蘑菇的时候特别小心，一朵一朵的排在簸箕里，生怕菌盖上染了泥影响卖相。大伯母用小刀齐齐切去一半的菌柄，小心翼翼的放进篮子里，再拿到街上的收购站去卖。
剩下的菌柄，用小刀削去带泥的菌丝部位，切成薄片做汤吃。有一回，我看见堂姐端了半碗汤坐在她家的门口慢吞吞的品着，那汤里，有几片菌柄，上面漂着几颗猪油花花儿，还有几粒翠绿的葱花，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于是我回家问母亲蘑菇的味道，“从牛屎里长出来的东西有什么好吃的？”母亲说完又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野生的蘑菇，倒是真正吃过一回。有一年的夏天，雷雨过后，我们几个小屁孩儿，背着小背篓，嚷嚷着要跟大伯母一起去松林里采蘑菇。山间小路逼仄，我们像一群小逃犯放风，吵吵嚷嚷的朝前挤，总以为最大最好的在前面。大伯母默不作声的走在最后，却总是在矮树丛里找到最大朵的野蘑菇，她一边细心的寻找，一边还得应付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分不清楚手里的蘑菇是不是有毒，每采一朵，都要去问她一下，现在想来，那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啊。采回家的蘑菇，用清水淘洗过，母亲在热锅里放了猪油，加了几丝儿红辣椒，几瓣香蒜，炒了满满一大海碗，清香袅袅，脆嫩的口感，即使不吃，看着也是美的啊。
多年后我在厦门的菜市场看到自家种的那种蘑菇，眼前一亮，心底里像有一种情结似的，被狠狠的勾了出来。我挑了一大袋，豪气的说：“老板，称一下。”那天，我做了一盘炒蘑菇，也煮了一碗蘑菇汤，学着记忆里的样子，蘑菇切成薄片儿，汤上面漂着几颗猪油花花儿，再撒上几粒翠绿的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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